乾隆爷下江南那会儿，有一日路过一个刚发过大水的县城。天色将晚，随行的大太监就想安排圣驾到县里的驿馆歇息。谁知到了驿馆门口，却被一个穿着半旧官袍、脚上还沾着泥的县官给拦下了。
六次南巡，乾隆走过的每一段路，地方官员早就提前打点得妥妥帖帖。行宫里摆着古玩字画，沿途百姓被提前清场，连路边没长出麦苗的田地，都有人用绿纸糊上，远远望去一片生机盎然。
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，銮驾还没出发，准备工作就已经提前整整一年。亲王专程督办，勘察路线，翻新行宫。
乾隆出发前还下过话，让地方"力屏浮华"，结果沿途官员根本没当回事，谁建了行宫谁就得赏银两万两，排场越大，越得皇帝欢心。
三千随驾军士，六千匹马，四五百条船，几千民工，一趟南巡烧掉的银子，够多少县城撑过一场水灾。
就在这样的官场生态里，乾隆二十二年南巡途经徐州时，已退休的前河南布政使彭家屏专程拦驾求见。
彭家屏当面禀告，上年秋天河南夏邑、商丘、虞城、永城四县闹了大水，灾情严重，老百姓颗粒无收，可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一字不报，把灾情压了下来，百姓根本等不来赈济。
乾隆听完没有震怒，反而觉得彭家屏不过是在发牢骚。随即去问图勒炳阿，对方信誓旦旦说只有些积水，绝无大灾。乾隆选择相信了在任的巡抚。
四县灾民的死活，就这样被一句"并无大灾"给打发掉了。
彭家屏案之后不过二十年，乾隆四十六年，一桩牵连百余名官员的大案彻底撕开了盛世的遮羞布。事情的根子，要追到乾隆三十九年。
时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以甘肃连年大旱、仓储不足为由，请求恢复捐监制度用于赈灾，获准之后，王亶望把这个口子开成了一套系统性贪腐的运作机制。
王亶望提前给全省各府县分配好"灾情剧本"，各县按照既定方案申报受灾程度，藩司统一核定收捐数额，赈灾银两的支出账目做得清清楚楚，一切看起来都有理有据。
刑部尚书袁守侗奉命前去调查，也被这套精密的账本给蒙过去了。不到三年，甘肃收到捐监银超过六百万两，王亶望本人独吞一半，其余由全省上百名官员上下瓜分，无一人举报。
王亶望凭着这份漂亮的虚假政绩，于乾隆四十二年调任浙江巡抚，完成了一次以贪腐换升迁的操作。
事情的败露，偏偏不是因为哪个清官揭发，而是王亶望自己露了马脚，他主动表示愿捐五十万两白银用于修建海塘。
乾隆当时就起了疑心：浙江巡抚的年俸加养廉银不过两万两，王亶望来浙三年，哪来的五十万两？
正在乾隆将信将疑之际，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爆发苏四十三起义，平叛大臣阿桂奏报途中遭遇大雨、行军困难。
乾隆这才想起，王亶望在甘肃任上年年都报大旱，眼下却是大雨连绵，前后根本对不上。随即彻查，真相大白。
陕甘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，王亀望与王廷赞被斩首，家眷发往新疆充苦役，牵连官员达一百一十三人，追缴赃银两百八十余万两。
乾隆将此案定性为"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"。
这些事，发生在陈慎拦驾的同一个朝代，同一片江山。一边是官员合谋把赈灾款变成私产，一边是一个七品知县把自己的俸银拿出来买粗粮和草药，分给驿馆里挤着的两千多灾民。
县衙差役全留下来照料百姓，没有一个人借着迎驾的名头溜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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